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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underinformed people making irresponsible remark」(不知內情的人作出不負責任批評)。我發現那句用處非常大，尤其是當你決定不聽任何人意見的時候。
「八字真言」﹕「毅力、自信、自律、反省」。
年年知為誰生
鬨閽闕闍閨閏
故人故情懷故宴，故望相思不相見
中華民國和平地承接了清朝的政權，也繼續了清朝對原有的私有產權的承認，兩代政權轉接間，沒有經過財富大轉移。「中日戰爭」和「國共內戰」死人雖多，但頂多不過是人口的一成，遠遠及不上以往改朝換代的大混戰時，死亡人數往往高達人口的五至九成。因此，中國的土地問題始終沒有解決。所以，共產黨提倡「土改」，就是把土地分給農民，農民因而支持共產黨，國民黨遂被打敗，解放後以為農民分到土地，誰知後來實行共產，土地收歸國有，只有生產大隊耕公田，農民卻無私田可耕，比周代井田制度的「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」的情況還要糟，問題又再出現。
至今為止，人類只馴良了十四種大型食草動物。最流行的五大家畜是：
山羊、綿羊、豬、牛、馬，而其餘的九種則為:阿拉伯駱駝(單峰駝)、雙峰駝、駱馬和羊駝(出自同一祖先「野生羊駝」-Guanaco)、驢、馴鹿、水牛、氂牛、巴里牛、東南亞野牛。
在二十世紀的上半部，中國出現了春秋戰國以來未曾出現過「百家爭鳴」的局面，但只是曇花一現。共產黨統一了政治，同時鎮壓了思想，只准傳播一套新的「共產典範」。
中國共產黨既是湯恩比所說的「統一帝國」，也是「統一教會」。馬克思主義其實類同宗教，都是對一種思想或理想的無限崇拜，同樣馬克思主義有很多不同的解釋，最有名的是列寧和托洛斯基的不同詮釋，因為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「亞聖孟子」，所以也就非得採用列寧的「注」不可。因為斯大林在政治鬥爭中擊敗了托洛斯基，共產黨遂採用斯大林的「疏」。共產主義到了中國之後，毛澤東再詮釋「列寧主義」和「斯大林主義」，是為「毛澤東思想」。為了將「毛澤東思想」精益求精，務求令人民的思想做到最簡單、最一致，遂把「毛澤東思想」簡化為一本小小的「紅寶書」《毛語錄》。
「八股」是「破題、承題、起講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後股、束股」，相當於文章的起承轉合。
中國歷史上的北伐，只有三次成功的個案。而三次都是在大混亂之後，新朝代崛起之時。
公元前二二三年，楚國被秦始皇所滅，殺戳極慘，所以楚國人誓言「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」，即是楚國縱使死剩三家人，也必定要把秦國亡掉。項羽是前楚國的大家族，世世代代都是將軍;劉邦是安徽人，也是楚國的遺民，出身寒微。他們戰勝了北方的秦國，劉邦還統一了中國。這是第一次北伐成功。
第二次是朱元璋。他先取山東，再奪河南;最後會師直搗大都，推翻元朝的統治，把蒙古人趕往大漠以北。朱元璋生於南方，定都金陵，即是今天的南京。
然後第三次的北伐，則輪到五百年後，蔣介石的平定軍閥、統一中國了。
在十世紀，後唐大將石敬塘叛變，向北方的契丹人政權遼國求助，遼國幫助石敬塘成立後晉王國，石敬塘則割讓長城以南十六個州的土地，作為報酬。這十六個州，，世稱「燕雲十六州」，「燕」指幽州，是中國歷史上先後出現過的三個燕國的首都，即是現時的北京，「雲」指雲州。石敬塘在歷史上和秦檜、吳三桂齊名，成為漢奸的代表性人物，因為燕雲十六州到了外族手中後，中國北京失卻了高山屏障，胡騎進駐河北平原，隨時大舉南下，宋朝因此不能不長期在開封駐紮大批軍隊，這就是《水澈傳》所說的「八十萬禁軍」，做成極大財政負擔和國防危機。在統一朝代當中，北宋最弱，正是起因於此。
漕運還有一個重要的副產品，負責漕運佚力船伕，遂漸發展成為清幫，是中國三大會組織之一。他們一面負責漕運，一面夾帶走私。南方帶上北方，叫「南貨」，南貨是最重要的一種東西就是紹興酒。紹興酒是十斤裝的，用瓷器裝盛，旁邊紋上花紋作裝飾，所以又叫「花雕」，「花雕酒」便是由此取名。一百斤米釀一百斤酒，如果多加二十斤米釀的酒，就叫「加飯」，即是「特級花雕」。其實花雕和加飯，都是紹興米酒，跟現時超級市場有售的「廣東米酒」同出一轍，只因花雕和加飯釀時加上了片糖，所以變成了赤紅色。
以前的人誕下嬰孩後，便會將一罈花雕酒埋在地底。嬰孩長大成人後，才取出來。如果孩子是男的，打算他考中功名後，才取出來，招呼親戚朋友，所以叫作「狀元紅」，但因為絕大部分的男子非但中不了狀元，連隨便考中一個功名也是難乎其難，所以退而求其次，兒子結婚時，也「趣趣地」把「狀元紅」喝掉算了。如果孩子是女的，則叫「女兒紅」，不消說，當她出嫁之日，便是「女兒紅」消耗之時。通常，那時一罈花雕酒只剩下三分之一，酒變得非常香醇，但並無酒味，傳統習慣是混和著新酒來飲。這就是「狀元紅」與「女兒紅」名字的由來。
中國人看地方的衰旺，說是看「風水」。而風水之說，始自東晉的大學者郭璞。
郭璞是一代才子，《晉書》說他:「好經術，博學有高才，而納於言論，詞賦為中興之冠。好古文奇字，妙於陰陽算曆。」而且更精於「五行、天文、卜筮之術」。
有一次，郭璞為人安排葬禮，採用了「龍角」的儀式，這是皇帝才能用的儀式。皇帝微服出巡，看到了，立刻問主人，你不怕滅族嗎?主人答:「這叫『葬龍耳』注意：是龍『耳』，而非龍『角』，郭璞說，三年之內，就可以「致天子問」。」皇帝問:「是可以做皇帝嗎?」主人答:「不，是可以被皇帝問話。」(原文:「能致天子問耳。」)
後來王敦作反，抓住了郭璞，叫他為自己占卦。郭璞說:「失敗。」王敦又叫占卜自己的壽命，郭璞說：你快要死了。王敦大怒，再郭璞測他自己的壽命，郭璞說:「命盡今日日中。」果然，王敦把他拉出去斬首。
風水有四字訣:風、水、龍、砂。「風」是空氣的供應，「水」是交通，因為交通要靠水流來運輸，「龍」是山勢，「砂」是地質。
其中「龍」、「砂」兩項，主要是為「陰宅」，即是墓地而設。相信大家都知道甚麼是「龍脈」，而地質也直接影響到屍體的腐爛速度。以前為皇帝選墓地的風水師，最大的挑戰不是要找一塊子孫代代興隆的墓穴，而是要找一處絕不能有大量蟲蟻和地下水的地，因為後代「發」不「發」，要長時期才知道，到時風水師墓木已拱，大可「關人」，但如果掘下去有大量蟲蟻，表示未來皇帝遺體會被蟲蛀，如果地窖漏水，表示龍體會被水浸，在生的皇帝便貪龍顏大怒，這是抄家滅族的大罪。風水師為保一家大小的腦袋，非得有十成十的把握不可。
「陽宅」即是住宅和公司，則大多只看「風」和「水」，很少談「龍」和「砂」，故此叫作「風水」。
其實，單按地理因素而論，香港是遠墜後於上海所具之優勢的。當年香港的經濟活動優勢，只在於地處接近珠江出口，唯珠江由廣西流至廣東，流經的不過是中國最貧瘠的不毛之地，並無穿過中國主要的經濟地帶。反觀上海，位鄰長江出口，而長江流經的七省，千多年來，一直是中國最富裕的區域，特別是長江下游的江蘇、浙江兩省，更是全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命脈所在。
在清朝時，單從江蘇、浙江兩省，已可徵得全國賦稅收入的四成，經濟地位舉足輕重。在文化文教層面，這塊傳統上稱為「江南」的沃土，絕對是文化薈萃之地，孕育出的狀元和進士，多得數也數不清。反觀廣東省，處於文化邊陸，這麼多年來僅出了一個狀元倫文敘，珍罕程度足令廣東人歌頌了三百年，再往下數，也只得一個「南海聖人」康有為而已。
江浙地傑人靈，遠的不說，就算是近年，也是人才輩出。當代七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：楊振寧、李政道、朱棣文、丁肇中、李遠哲、崔琦及高行健等，其中三人就是祖籍江浙。數學大師陳省身、華羅庚、被譽為「居里夫人第二」的物理學家吳健雄、「光纖之父」高鯤，這些輩聲中外的大學者，莫不是江浙人士。江浙人口約一億三千多萬，只佔全國總人口十分之一，人才輩出的比例實是異常地高。
人才既多，發展經濟便容易得多。整個江浙地區的優秀人才盡朝大城市上海湧去，上海很自然地成為人文薈集之地，而對外航運方面，上海面向太平洋，是日、韓、美航線必經之道，所以兩相比較的話，上海實較香港更具優勢。
註七：「八議」出自儒家經典《周禮》，原文叫「八辟」，漢朝時開始採用，改叫「八議」，即是判刑時八種值得商議的情況。當時只是以慣例的形式在判刑中出現，直至魏朝時，才正式列入法典，之後一直被沿用至清朝。「八議」包括了：議親、議故、議賢、議能、議功、議貴、議勸、議賓。
註八：「十惡」是謀反、謀大逆、謀叛、惡逆、不道、大不敬、不孝、不睦、不義、內亂，犯上了「十惡」罪行的人，按照法律是不能被赦罪的。
註十五：漢朝有一一八0個縣，情朝有一二五五個縣，唐朝有一二三五個縣，宋朝有一二三0個縣，元朝有一一一五個縣，明朝有一三入五個縣，清朝有一三六0個縣。
註二十一：苗族在雲南的叫「猓」、在四川的叫「棘」、在廣東和廣西的叫「獞」和「黎」、在湖南和貴州的叫「猺」。
註二十五：突厥人是匈奴人的一系分支，在情唐時代，是中國北方的強大敵人。唐朝中葉，中國人把突厥人趕到中亞。十三世紀，突厥人鄂斯曼(1258至1324)領導的國家在中亞崛起，他的後代經過了三百年的努力，建立了橫跨歐、亞、非三洲、威名赫赫的鄂斯曼帝國。歐洲在工業革命後主宰世界，鄂斯曼帝國變成了「近東病夫」，終於在一九二二年解體，只剩下其核心部分，就是今日的土耳其。今日的土耳其人和中國新疆的維吾爾人，同屬突厥人的後代，所謂的「疆獨」，就是在土耳其的東方，成立一個突厥人的民族國家，稱為「東突厥斯坦」，而土耳其就是「東突厥斯坦」獨立運動的最大支持者，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，早在那裏成立了「東突厥斯坦共和國」的流亡政府。
清朝乾隆年間的一位狀元秦大士曾在秦檜墳前賦詩曰：「人自宋後羞名檜，我到墳前愧姓秦。」「檜」(sabina chinensis)是一種優良木材，木質細緻、堅實，不易腐爛，兼且有香氣，本來是一個非常好的名字，但是由於出了秦檜這個大漢奸，所以自宋迄今，再沒有人起用「檜」這字作名了。
中國人痛恨秦檜夫婦，恨得要把兩條麵粉併在一起放下油鍋來炸，用意即「油炸檜」。這香脆美食：就是今日常與白粥配食之「油炸鬼」也。
早在我的少年時代，已遍閱眾多中國傳統文學作品，從《論語》到《孟子》，從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到《唐詩三百首》，從《水滸傳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西遊記》到《紅樓夢》，從《史記》到《資治通鑑》等，後者更是反覆重讀十多遍，讀得滾瓜爛熟。
古書讀得多，自己的思想，難以不溶進中國的文化裹去。假若不是對中國文化有深厚的感情，又怎會沉迷?反過來說，如果不是沉迷於中國的文史哲學，又怎會對中國有著這樣深厚的感情?
近年忽然如洪水驟至般湧現大批所謂「愛國人士」，他們聲聲愛國，卻對中國文化一無所知，我不禁質疑，他們對中國的感情，究竟有何基礎、始於那裡?
如果拿男女關係以作比喻，他們的「愛情」，是「一見鍾情」式的，只是一份盲目的、情緒化的、沒有基礎的愛，一頭栽進了，對對方所有缺點置若罔顧。而我所取的「愛情」，卻是細水長流、聚沙成塔，基礎在於深厚的認識，既接受她的優點，也完全知悉她的缺點，由感情，慢慢地、慢慢地，演變為不渝愛情。
近一百年，最嚴厲批評中國文化的人，從胡適到魯迅、李敖，可以說，他們的出發點是知之深、愛之深，因而責之切，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，亦遠遠高於那大批所謂「愛國人士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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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學時代，對我思想影響相當大的，是李敖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李敖在台灣主理《文星雜誌》，以其犀利文筆狠狠批判中醫、大學教育及老年人「霸著毛坑不拉屎」(不肯交棒給年輕人)，以至於鼓吹「全盤西化」，引起了一場激烈的文化論戰，李敖就以一雜誌之力，筆戰群雄。「文星之役」可說是繼胡適的「新文學運動」之後，最後的一場的中西文化論戰了。到了七十年代，也沒有人再提及這題目了。
李敖中國文化造諳極高，唸小學時已深受錢穆賞識，胡適更對他推崇備至，甚至連罵他「小瘋狗」的國學大師徐復觀，也不得不承認李敖的「古書讀得比誰都多」。至於文筆，李敖自誇為「五百年來和五百年後，中國人寫文章的前三名是李敖、李敖和李敖」。他的觀點，對當年的我影響至深，既開拓了我的思路，也奠定了我對中國文化的思想。當然，經過三十多年後，我閱讀了大量書籍，對中國文化又有了很多新的思考，對二十出頭時的所思所想作了不少修正，但李敖對我的影響力，仍然是難以磨滅的。
首先的不同，是各秉持一元社會與多元社會信念。正如先前所述的大一統帝國，繼而產生了大一統教會，強迫全體人民接受大一統的思想，當大家朝著同一方向前進，人民便不會各有各想、各有各做。對整個社會有利的事，多提多讚;對社會不利的，則絕口不提，這樣子，資源不會內耗，國家理論上進步更大更快。
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，主持了「延安文藝座談會」，向文藝工作者就文藝作品的任務和正確發展路向作出明確指導。毛澤東認為，文藝作品既是「團結人民、教育人民」的有力武器，也是「打擊敵人、消滅敵人」的有力武器。隨之衍生的有五大問題，分別是：立場問題、態度問題、工作對象問題、工作問題及學習問題。
在立場方面，文藝作品要「站在無產階級、人民大眾的立場。對於共產黨員來說，也就是站在黨的立場，站在黨性和黨政策的立場。」
在態度方面，文藝作品既要歌頌、也要暴露，問題是視乎對甚麼人。對敵人，要「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，並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‥‥」；對統一戰線的同盟者，要「有聯合，有批評」；對人民群眾，就當然要力加讚揚了。
在工作對象方面，文藝作品的對象是工農兵及全體幹部，學生也是重點對象。但這些學生，並非「舊式學生」，而是黨的末來幹部。
在工作方面，文藝工作者必須熟悉工人、熟悉農民、熟悉士兵、熟悉幹部，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，思想感情要跟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，決不能脫離群眾、生活空虛。
在學習方面，文藝工作者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，也要學習社會，研究「社會上的各個階級，研究它們的相互關係和各自狀況，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。」
簡單點說，毛澤東對文藝工作者的指導，就是「文藝服從政治」，就是「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，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」。這種想法，就如中國歷史上所謂的「文以載道」——— 做文章的目的，在於灌輸正確思想。
共產黨的「文藝服從政治」立場，是一個極端，剛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，他主張的「冷的文學」，又是另一個極端。兩者的態度恰好背道而馳。
高行健認為，「文學原本與政治無關，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，一番觀察，一種對經驗的回顧，一些臆想和種種感受，某種心態的表達，兼以對思考的滿足。」所謂「冷的文學」，就是「對於大眾，或者說對於社會，不負有甚麼義務」，有異於「那種文以載道，抨擊時政，干預社會，乃至於抒懷言志的文學。」
毛澤東、高行健、謝小婷三個人對同一件事(文學)，居然有三種截然不同的看法。我是唸歷史的，從歷史的角度去看，可以把箇中的原因清楚地詮釋出來。
毛澤東生於亂世，當時列強入侵中國，所有的知識份子均汲汲於如何救國、如何使中國強大起來，「經世致用」是他們共同兼唯一的思考方向，到了毛澤東主持「延安文藝座談會」時，更是正值中日抗戰的緊張當兒，中國處於存亡關頭，很自然地，甚麼都得為政治讓路。換句話說，中國人面對亡國之憂，只有感懷救國的文學，才能引起大眾的興趣，難道到了國破家亡、性命堪虞的時候，人們還有閒情逸致去欣賞風花雪月的詩詞文章、或小說戲劇嗎?
高行健成長的時代，正值毛澤東執政，整個中國的文藝路線，就是「延安文藝座談會」所訂下的政策之延續，就是「文藝服從政治」，文藝應該「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」。有些作品，雖具藝術性，但內容卻不符合政治標準，按照毛澤東的說法：「內容愈反動的東西而又愈帶藝術性，就愈能毒害人民，就愈應該排斥。」高行健主張文學應著重個人自由，不應涉及特定主義，正是對當年中國文藝政策不滿，因而產生的反抗和修正，這種心態，正如古代的印度人，信奉階級嚴格劃分的婆羅門教，佛祖釋迦牟尼(註九)卻創立了「眾生平等」的佛教，教義非但主張人人平等，連人和所有的生物也平等，這正是對婆羅門教的反抗和修正(註十)。
謝小婷所處的時代背景，同毛澤東和高行健又有不同。九七前後的香港，是中國有史以來最最繁榮的世代，社會上充滿了靡靡之音，坊間流行的文字作品，不外是金庸的武俠小說、亦舒和張小嫻的愛情小說、倪匡的幻想小說，又或是蔡欄的遊戲文章，作為一名「有志於學」的年輕人，面對淺薄的香港文學，目睹文字作者對家國漠不關心，她有所不滿是可以理解的。她對高行健的批評，正好反映香港人和內地人所經歷的是大不相同的歷史。
從毛、高、謝三人的分歧，可以看出，不同的人，經歷不同的時代，對同一事件有著不同的看法。
其實，藝術、表達形式、人類思想，三者是分不開的。藝術可以是文字、可以是音樂、可以是圖畫、可以是電影，甚至可以是行為，但卻不能脫離表達形式而存在。此外，藝術也是感情的表達，但沒有思想的話，那來感情可言?而且，這思想還必須是人類的思想，因為若非跟人類思想有關，人類根本不可能產生共鳴。就算以精神病人為主角的《狂人日記》，以星球人為主角的《小王于》，以狗隻為主角的《野性的呼喚》，寫的都是人類的感情。
「文以載道」傳統上是指思想上、政治上、或是經濟上的「道理」，這是非常值得懷疑的；但假若是泛指人類的思想和感情，那麼「文以載道」，也可成立。
毛澤東和謝小婷的意見容或末百分百相同，但大體上是十分一致的，說穿了，就是強調文藝的「教化功能」，著眼於這功能的短期效益。
「教化」兼具兩項功能，一為推廣知識，二為輸入價值觀。然而，傳播知識或價值觀，頂多算是教育一種，稱不上是藝術。藝術關乎美感共鳴：是作者和受眾之間、受眾和受眾之間的心靈交流，若體味出藝術品內含的訊息，內心自然興起共鳴，例如達文西的畫作《最後的晚餐》和米開安基羅的《大衛》雕像，皆是美的傑作，但美感之外，「教化功能」就或許談不上了。
說到輸入價值觀，則共有三種可能性，一種是統治者相信的，另一種是社會上大多數人相信的，最後一種，則是只有小眾相信、或者是剛剛才被一位或一小撮前衛思想者想出來的新價值觀。
毛澤東和共產黨斷言「藝術」要做到的，正是輸入第一種價值觀。在香港，仍然有很多人主張藝術必須兼及第二種價值觀，所以敗壞社會現今道德的藝術品，例如露出男性性器官的雕像，依然不容於香港。
毛澤東認為，藝術必須維護現有的價值觀，或者是現時革命者統治階層的價值觀。謝小婷認為文字有教化和普及知識的作用。兩人對「文以載道」的概念，就是只看短期利益，忘卻了長期上，藝術對人類的思想、感情可造成的影響。
藝術不一定必須有「教化」的作用，但卻必須有特定思想，單純為藝術而藝術，沒有思想、沒有感情，作品只淪為軀殼，不會存有令人產生共鳴的靈魂。高行健說得好：「文學原本就是個人的事情，不妨可以當作個人的一番事業來做，也可以只抒情遺興，或佯狂臆語、自我滿足，當然也還可以干預時政。要緊的只是別強迫他人，自然也容不得強加的限制，無論這限制以何名義，國家還是政黨，民族還是人民，將這類抽象的集體意志賦予權力的形態都只會扼殺文學。」
從上面的一段話可以看出，評高行健的藝術主張是脫離社會的純藝術，未免誤解了他，他只是認為藝術是個人思想和感情的表達，不應該被政治干預，僅此而已。如果要我從毛澤東、高行健、謝小婷三人當中，肯定一種藝術立場，吾從高。
直至今時今日，國內的輿論、宣傳以及文藝政策，或已有了一定的自由度，但涉及最高層次時，仍然採用一元化的思想去加以管治，由國家統一控制。文藝作品縱使不須再「為政治服務」，但一定不能攻擊政府(例如批評江澤民)，不能「毒害人民思想」(例如色情刊物、或鼓吹迷信的神鬼之說)，更加不能同國家的政策相違背(例如鼓吹台獨)，因此，言論自由仍然是「有限公司」。
西方國家自十七世紀中葉、自由主義之風刮起後，意識形態便漸漸走向多元文化。自由主義鼓吹的是個人權利，每個人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，儘管這些意見未為當時社會接受。最有代表性的說法，是法國大儒伏爾泰的名句：「我不同意你的說話，但我拼死也要維護你說這話的權利。」(註十二)
多元主義者相信，大家若將內心所思所想自由地表達出來，不同的思想可以互相衝擊，從辯論中可以尋出真理，雖然辯論的過程或會消耗一定的社會資源，但到了最後，社會終會有所得益。
一元主義者則認為，把言論和意識形態統一起來，社會的爭論少了，便可以減少資源內耗。但他們忘記了，在統一過程中，已經虛耗了大量的資源在鏟除異己上，無異於「未見官先打八十大板」。統一言論和意識形態之後，因為新的想法不會被承認，人民也無心再創作新事物，人民創作性遂付諸闕如。
順帶一提的是，在古時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，最大型的民間節日均訂在冬天，原因是冬季為農閒日子，人們不用幹活，遂有大量時間好好慶祝節日。如果訂在春天下種時期，一連七天地慶祝，豈非「阻住溫食」?
皇甫謐計算的，則是華夏文化的起源日子，因為在黃帝之前，還有天、地、人等「三皇」，以及有巢、燧人、伏義、神農等「四氏」也。
任何新思想，初期一定只是少數人的聲音，而且十居其九點九都是錯誤悖論，徒是種種胡思亂想，在哥白尼、伽利略、布魯諾的同期，不知出過多少過怪人、瘋子，胡言亂語過多少千奇百怪的謬論。但假若剝奪這少數人發言的機會，不容許大量既無聊又無用的雜音出現，那麼真理便無從在其中滋生，杜會便會僵化，不可能再有進步。
正如先前提到毛澤東在「延安文藝座談會」的講話，乍看乍聞似乎十分有道理，對杜會似有莫大好處，但這些好處，是即時的、短期的，還是長遠的、長期的呢:即時好處，不一定有短期好處，更加不一定長期地有好處。「文藝為政治服務」這政策，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當刻及隨後一段日子，無疑幫助中國人培養愛國及反日情緒，也幫助到中國人培養對共產黨的好感，前者對國家有利，後者對共產黨有好處，至少給人的初步印象是如此。但長期而言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之後，共產黨成為了執政黨兼且是法定唯一合法執政政黨，人民的思想便因「一言堂」文藝政策而受到桎梏，不但思想日漸僵化，有些人更苦於無法自由創作而對政府生出怨怒，這對政府沒有好處，對共產黨也沒有好處。
又例如中國在一九八0年開始推行「一胎化」政策，當然以中國人口之多(當時已經超越了十億人)、人民之窮困(當時的人均生產值只得二百美元)、天然資源之貧乏(只佔全世界可耕地的百分之七)，控制人口增長速度是必然要走的路。可是，政府究竟應該採用甚麼方法來控制人口呢?是集思廣益地、先讓人民自由討論、反覆辯證，用「真理越辯越明」的方法去得出結果，還是由中央集權英明決定，以一紙行政命令便強要全國遵行好呢?
沒有人反對中國必須要控制人口增長，「一胎化」政策也的確有效地壓抑人口上升。但「一胎化」政策執行了二十年，許多先前思慮不及、意想不到的後遺症便紛紛浮現。
例如農村父母大量私下謀殺初生女嬰：日積月累下，出現越發惡化的男多女少局面。中國國家統計局在公元二千年的人口普查，得出讓人憂慮的統計數字：新出生男女嬰孩的比例已經到達了一百一十七此一百(註二十)；兩性人口比例極不平均，許多男性將會無法找到對象，對他們既不公平，也對他們的心理及生理有著極深影響，這將危害到社會的安定。近年人口販子活躍，大量拐帶、販賣少女到鄉間作新娘，這正是「一胎化」政策的副產品。
另一現象是社會出現了大量獨生子女，物以罕為貴，這些新生代自然獲父母無限嬌縱溺愛，另一方面，成長歲月缺少兄弟姐妹倍伴，心理上或多或少與上一代人有別，社會上有十個八個、一千個一萬個獨生子女，大概無甚問題，但如果整整一代人，極大部分是獨生子女，對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究竟有著怎樣的影響，誰也說不上來，但肯定不會是好的現象!
以上所論的，還只是中期性的壞影響，以更長遠的目光去審視這政策，便可看出更大弊端：一個獨生子跟一個獨生女結合，他們之上，有兩對父母，合共四人，有四對祖父母及外租父母，合共八人，所以成婚組織家庭時，很可能要供養十二位老人家，加上養育子女使費，對於他們，這是何等沉重的經濟負擔，對於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，將是難以瀰補的大災禍。
多元性社會，有的是言論自由、及宗教自由。我們自幼受的教育，是理性、科學的，用中國共產黨的說法，是「唯物」的。而宗教顯然是屬於另一範疇的事物，是「唯心」的，不能單憑科學驗證方法，去分析其真假。
中國憲法的第三十六條除了寫明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」之外，後面還有一段「奇怪的」條文：「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、損害公民身體健康、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。宗教團體和宗教活動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。」
「破壞社會秩序」是全世界任何國家的法律均不容許的事情，就算沒有「利用宗教」，難道又是合法的嗎?「損害公民身體健康」則比較難明白了，吸食大麻、搖頭丸是「損害公民身體健康」，這沒有錯，但也沒有甚麼宗教會向教徒鼓吹服食危險藥物的，再說，「損害公民身體健康」本來就是犯法的，根本不用與宗教扯上關係。照中國官方傳媒的宣傳看，法輪功根本治不了病、也健不了體，但中國官方可沒有斥法輪功會練壞身體，練後會走火入魔、吐血或生癌喪命，與「損害公民身體健康」云云，似乎扯不上關係。
至於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」，原旨主要是防止宗教團體辦學。很多宗教團體熱心興辦學校，趁兒童心智尚未成熟，盡早貫輸他們宗教思想。這固然是宗教傳教手法，但同時也促進了人民的教育，正是「一家便宜兩家著」，所以很多國家都歡迎宗教團體來辦學。而近代教會學校亦十分「識做」，不會在校內「硬銷」宗教，免惹家長學生反感，而是盍與乎來，本著辦學可以加強美善形象，總會有「魚」游來入教。我在筲箕灣的慈幼小學及中學唸書，上堂前聽一課宗教道理，便能享用牛奶和豬仔包作早餐，但多年下來，始終沒有領洗，教會亦沒有強迫我入教。
在中國，政府一向包辦教育，並在課程中加入了共產主義思想，致力把尚在求學期的下一代納為黨員，這種招攬新血手法，其實與教會辦學的本質一般無二。教會既然是共產黨招攬新血的競爭對手，也就難怪中國政府要獨佔教育這門「生意」，不肯與教會「利益均霑」了。
說到「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」，最大的用意，是防止羅馬天主教廷介入中國的政治。羅馬天主教廷統治的梵諦岡是一個獨立國家，地球上的天主教徒超過十億人，是世界屈指可數的權力中心。中國禁阻梵諦岡介入中國的政治，也不容許回教、摩門教，以及其他「總壇」設在外國的任何宗教介入中國政治，主要是由於宗教是一種強烈和不經理智的感情，北京當局不能容忍中國公民向境外(不能控制商權力中心效忠，以免萬一被人利用向政權挑戰。有此考慮，便有了這一段條文。
法輪功在本質上，是中國的民間宗教。但教主李洪志老早移民美國，並入籍成為美國公民，法輪功的「總壇」也設在美國。照中國憲法的解釋來看，說法輪功是「外國勢力」，也無不可，至於憲法上這一條文是否合理、是否「惡法」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七條也規定了「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，有公開傳教和舉行、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。」在「一國兩制」下，香港的宗教大可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」，即是教會可以自由辦學，基督教、佛教、回教，甚至是孔教，也在香港大搞學校，至於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和浸會大學的基督教背境，以及能仁學院的佛教背境，更是大家熟知的事實了。「外國勢力」支配香港的宗教活動，也是容許的，基本上，香港絕大部分的教會，只是「分壇」一類，「總壇」全設在外國，若把外國的宗教勢力全部逐出香港，將會令香港教育暫時解體。
香港是多元社會，容許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，因為文明自由杜會均主張思想無罪，只有行為本身才可被定罪。若該宗教的實質行為是百接教唆犯法，如殺人、強姦、賣淫、推翻國家等等，才算是觸犯法例，例如美國的大衛教派囤積軍火，企圖推翻政府，日本的喃昨真理教在地鐵站放置沙林毒氣等行為當然觸犯法例，但就大衛教派和哺件真理教的教派和教義本身，卻是合法的。法輪功的教義究竟是荒誕不經，抑或是大有道理，與它是否邪教並無相干，最重要的是，它究竟有沒有犯法?董建華評它「多少有邪教的性質」，究竟基於甚麼理據b其中主要一點，是認為法輪功基木上是抄襲、竄改佛教而來。
人類從崇拜靈魂而至崇拜代表他們種族的圖騰，漸漸地人類開始信奉人格化的神，並且按照自己的形象去造神，宗教也就成為了人類的必需品，正如法國大儒伏爾泰所言：「神就算不存在，也有必要製造他出來。」(Si Dieu n, existait pas,il faudtait I,inventer.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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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論古埃及、古希臘和古中國的原始宗教，均是滿天神佛，脫離不了「萬物有靈論」，比較具近代宗教理論架構的，是古印度的婆羅門教。
大約在公元前十二世紀，同現代歐洲人同一個祖先的印歐民族侵入了印度吹大陸，印歐民族與印度土著兩者的宗教文化匯合後，便成為了婆羅門教。
婆羅門教的三大綱領，是「吠陀天啟」、「祭祀萬能」和「婆羅門至上」。《吠陀》(Veda)的意思是「知識」，四部《吠陀》就是四本最古老的宗教文獻，最早的部分大約寫於公元前六千年，在公元前二千年至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結集成書。
第一部是《梨俱吠陀》，內容是歌頌神的詩歌，第二部是《耶柔吠陀》，內容是祭祀儀式，第三部是《娑摩吠陀》，內容是歌譜，以上三部合稱為「三明」，是對神的「擦鞋寶鑑」；第四部是《阿闥婆吠陀》，內容是咀咒敵人、為己消災的巫術咒語，在層次和地位上，自然較低一籌。追四本《吠陀》，相等於猶太教的《摩西五經》，是婆羅門教之經典。
三大綱領的意思為：1《吠陀》是由神傳給人類的；2無論做甚麼事，都必須先舉行祭祀儀式，因為天界跟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;3婆羅門是最高的種姓。
婆羅門教教義的主要理論基礎，是「因果論」和「輪迴論」。所謂「因果論」，即指你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會在來世有所回報，好事做得多，來世便可以投胎當高種姓的人，壞事做得多。來世只能投胎成為低種姓人：
甚至淪落為畜生、昆蟲。「輪迴論」則是生生世世，不停的投胎，像車「輪」一樣不停的「迴」轉，循環不息。
大家可以看出，「因果論」和「輪迴論」是兩種互為表裏的理論，沒有輪迴論的話，所有因果便要在現世結算，是耶非耶無所遁形，很易被証明為謬誤，同一原理，沒有因果論的話，輪迴的不平等性便會受到挑戰，怎樣決定誰轉生為天神?誰轉生為畜生?只有以因果解釋才可服眾，套句《中庸》的說法：「不可以須臾離也。」從婆羅門教徒的角度看，有因有果、生命不滅，固然是世間的其理，從歷史的角度看，這一套宗教理論正好為種姓制度提供了合理性，低種姓的人只要規規矩矩做人，來生便可有「升級」為高種姓的機會，這樣會令人民更加容易臣服於統治階層，不會隨便反抗或暴亂。
四本《吠陀》本集:是用印歐民族最初進入南亞次大陸時所使用的方言所寫，到了公元前十世紀，印度人已經失去閱讀這些「古文」的能力了。於是「吠陀專家」，便以當時通用的梵文來解釋《吠陀》，是為「婆羅門書」。
流傳今日的「婆羅門書」一共有十五部，每部《吠陀》都有自己的「婆羅門書」，而集所有「婆羅門書」於大成的，就是最後期的《奧義書》(註二十一)。
《奧義書》主張精神修練，追求「梵我合一」的境界，這顯然已超越了婆羅門教先前所追求的「祭祀萬能」(前者靠自己修練，後者則是靠求神施助)，這是從「萬物有靈論」轉換到哲學的境界，因此印度人把《奧義書》稱為「吠檀多」(vedanta)，即是「吠陀的最高境界」。
但世上事物往往在盛極時埋藏下衰落的種子。《奧義書》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成書，是為婆羅門教的高鼎盛期，但這時婆羅門教也開始分裂了。
分裂出的一方是正統的婆羅門教，另一方則是改革派，當中又分裂為許多個小流派，後來佛教稱此為「九十六外道」或「六十二見」，耆那教則稱此為「三六三見」。這有點像天主教分裂出新教，新教再分裂為數不清的支派，當中前因後果在後文會再提及。
當時婆羅門教這個分裂局面稱為「沙門思潮」，沙門即出家人、到處隻身漫遊的，或在森林苦修的人，以《奧義書》為思考根本，希望想出、得出終極真理。
當時無論婆羅門和沙門也採用「苦行」來自我修行，例如多天不進食、不喝水，又或是單腳站立、睡在荊棘旁等，想出種種虐待自己的方法，這也是「瑜珈」的起源。
佛陀悟出的道理，簡單說來，是修行的過程為「中道」，即是不作苦行，也反對任情縱慾，對人生的解釋是「四諦」(四種真諦)：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。
苦諦是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優悲惱、怨憎會、恩愛別離、所欲不得這「八苦」，總之，人生就是苦不堪言、苦不足道。
集諦是解釋苦諦的原因。世界上的事物，無不有因有果，因果在佛教的術語叫「因緣」，是五種現象的混合。這五種現象就是「五蘊」，即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「色」是客觀上的物質，「受」是肉體上的體驗和感受，「想」是思想，即精神上的活動，「行」是行為，「識」是知識，但這知識不等於現代人一般理解的知識，而是包括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「六識」，藉著見、聞、嗅、味、觸、思維所得出的種種記憶。
滅諦是「涅樂」，「涅樂」是梵文音譯，意譯為「圓寂」。在非佛教徒的理解，涅樂就是死亡，但照佛教的理論，死亡是輪迴，而涅樂則超越了輪迴，一個人涅繫之後，便可以成佛，不用再生生輪迴下去了。
道諦是通往涅繫的方法，可總結為「八正道」：正見、正思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及正定，簡而言之，就是依足佛教的教條去思想去行事的話，成佛指日可待。
佛陀得道後，在鹿野苑碰到了五個人，對他們演說了三次法，是之為「三轉法輪」，五人立刻信奉了佛理，成為佛陀第一批信徒，號稱「五比丘」。佛教的男信徒叫「比丘」，女信徒叫「比丘尼」，這就是「尼姑」稱謂之來由。
佛陀三十五歲得道，隨後的四十五年，每年有九個月雲遊四方傳揚佛理，年中休息三個月，因為佛陀清楚明白，苦行無益。齊集信徒謂之「僧伽」，意即「集會」，參加「僧伽」的人，逐叫做「僧人」。順帶一提，我們現在慣稱的「和尚」，本來是得道僧人的專用名詞，但因為「銜頭澎脹」，中國人逢人稱經理、手抱幼童尚且尊稱「大佬」，所以漸漸地，普通的僧人也喊作和尚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當時的僧團並不崇拜偶像，而且還可以吃肉，因為比丘的日常吃用，是靠著施主的布施，施主施捨飯菜，僧人便吃到了飯菜，施主布施的是肉，比丘便有肉可吃了，施主請僧人到家裏作客大魚大肉，僧人便大魚大肉吃一頓了。佛教徒只是戒殺生，並非戒吃肉。
佛陀有一名堂弟叫提婆達多，提倡「頭陀行」，即是苦行修練：只能持缽乞食，不能到施主家裹吃飯，也不能自己煮食‥只能露天居住，不能宿於房舍；只能茹素，不得吃章；只能穿「糞掃衣」(用破布縫成的衣服)，不能穿普通的衣服‥‥。由此可見，現在佛教徒所信奉的一部分戒律，其實是提婆達多的異端。當然，異端如果有足夠的人信奉，也便能夠成為正教，就這一點，我將舉更多例子加以說明。
由於佛教內部對教義和戒律產生分歧，於是分裂為許多教團，後稱為十八部或二十部，是為部派佛教。佛滅後五百年第二次靈山結集，遂有大乘佛教(把以前佛教稱為小乘)；乘者即「船」，佛教指人生為一苦海，從此岸登彼岸便需要「乘」，小乘可讓修行者得到解脫，大乘則除了個人解脫外，還可讓眾生坐上此船同登彼岸，這也可說是兩者最大分別；大乘宗教性較強、較多具體崇教諸如拜神等行為，小乘則較為哲學性。
佛教由古印度境流向外，傳到中國後，對中國本土宗教影響甚深，而中國化了的佛教，經歷種種不同階段及途徑，出現了漢化、藏化和傣化等的不同，在其他國家也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教派。傳入中國大部份地區、朝鮮、日本、越南等國的，以大乘佛教為主，其經典主要屬漢文系統，而傳入中國的西藏、內蒙和西伯利亞一帶的，則為西藏佛教，俗稱喇嘛教，經典以藏文系統為主。而傳入今斯里蘭卡、緬旬、泰國、柬埔寨及中國傣族地區的，則以小乘佛教為主，經典屬巴利文系統。單在中國本土，佛教自於西漢傳入、魏晉南北朝發展、隨唐鼎盛，已先後發展出淨土宗、法相宗、華嚴宗、禪宗及密宗等等宗派；又尊奉老子為教主、以道德經為主要經典的道家(道教、後在元朝分裂成正一、全真兩大教派)，當中也充滿了佛教原有名詞，無論教理及修道之法皆可尋根於佛教，所以道教又算是佛教又一變種。
現今基督宗教崇奉之耶蘇基督，並不能得到猶太人承認為真正彌賽亞，其死後流傳於世的教義，反在非猶太商人間流傳，這是由於耶蘇基督門徒保羅以希臘文傳教，得到非猶太裔的廣大貧民及社會低下族群歡迎，寄望信教得以幫助自己脫離貧困、及基督再臨世上毀滅世上一切不義；由保羅一手興盛起來的教派，同猶太教徹底分裂，成為現今的基督教。
其實古今中外各家各派宗教，說得好聽的是互相承繼，難聽的就是互相抄襲，斥法輪功抄襲佛教、應歸類為邪教一類之說是空洞無力的，概現今通行世界的大宗教又何嘗可以洗脫互相抄襲之嫌呢，根本所有宗教也沒有完整原創性，所以攻擊法輪功抄襲佛教故為邪教之說是無法成立的。
香港目下困局：港人與北京政府互不信任、互相猜忌，起因由於中西文化意識形態有異，一方長期受西方(英國)多元杜會思維影響，另一方則緊抱一元社會文化，彼此不能理解對方背後思路，港人與中國政府遂嫌隙頻生、猜疑迭起。
舉香港電台電視節目涉嫌倒董(行政長官董建華)逆中(中國)為例，港人對任何言論都看作是百花齊放的言論自由，是一本正經抑或是嬉笑怒罵，是民間意見抑或是官方立場，是私營團體抑或是公管機構，盡可暢所欲言，再偏鋒的言論也見怪不怪、視作等閒，傳媒就事加以批判是理所當然的事。但在嚴防杜會分化力量、力求國民思想統一的中方，自然覺得港人全心作對，刻意與政府打對台，今政府施政為難;香港的愛國者，不論是由於逢迎北京或真的是受傳統思維影響，屢屢凜然憤斥港人思想混亂、思路混淆，認為批評港府或中央全是敵意舉動，標籤異見者為反中亂港之徒。但港人不能接受一元思想指導，認為社眾或傳媒行使言論自由權利是毋庸質咎的基本權利，事實上，現今港府根本仍是行政主導，立法會囿於選舉機制無法真正代表民意，政府任何政策都能夠在立法會順利通過，社眾或傳媒的異議其實毫無左右局面的能力，只能造成一些噪音而已，非但對特區政府施政無礙，反而更能顯彰一國兩制的成功，和令當權者更能掌握民情脈絡。傳媒天賦監察政府力量，但能者、理直者是不怕傳媒挑剔的，君不見美國林肯總統昔時被報章傳媒譏諷為「愚驢」，但林肯有否就此倒台，其聲譽、一生功蹟是否就被傳媒踐踏毀掉?
稱為「五明」的高級人學問分為：「聲明」，即是音韻訓話，「巧明」，即是工藝技術，「醫方明」，即是醫學，「因明」，即是邏輯推理，「內明」，即是哲學。
把地球歷史縮成一日
時間 重要事件 距今時間
12:00 am 地球誕生 四十六億年
5:44 am 淺海中出現首個細胞 三十五億年
6:47 pm 海澡出現 十億年
8:21 pm 第一種無殼生物在海洋出現 七億年
8:51 pm 三葉蟲出現 六億年
9:23 pm 脊椎動物出現 五億年
9:56 pm 陸上開始有動物 三億九千五百萬年
10:50 pm 哺乳類動物出現 二億二千五百萬年
10:58 pm 恐龍統治地球 二億年
11:40 pm 恐龍滅絕 六千五百萬年
11:58:48 pm 人猿出現 三百萬年
11:59:24 pm 人類文化誕生 一萬年
搞笑＾○＾啦 |  |  |  | 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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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7-11-20 18:21
老师讲的是福汇吧？
我的平台好，稳定，就是有1美金的佣金
，欧元进场先亏掉4.25个点。但功能很全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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